解访谈录｜简单活着，随性而诗
文｜刘艾居解
名家访谈：
解：真名杨戈平，祖籍湖南永州，现居郴州。属兔，B型血，金牛座。写诗、评论，写过小说。
刘艾居：湖南沅陵人。诗歌散见《诗刊》《绿风》《扬子江》《湖南文学》《诗歌世界》等期刊。著有诗集《纸上的灯光》等三种，曾获第五届、第六届“诗歌里的城”一等奖。另有诗作入选全国普通高考语文试题（年全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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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艾居：写诗能让你快乐吗？或者说，你诗歌创作时有过幸福感吗？
解：这是个大话题，我就简而言之吧，我只有写诗时才是我自己。
刘艾居：你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的本名似有深意，父辈有什么期待吗？
解：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的老牌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郴州师专教书，不久国家经济遇到困难，郴州师专被撤销，他就到了郴州市一中当老师，直到七十年代初改行从政。我母亲是小学教师，中师毕业。“杨戈平”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戈”是古代一种兵器，我出生时，国家的经济形势不怎么好，世界也不怎么太平，父辈希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平平安安，于是给我取名“戈平”。另外考虑到，“戈”字笔画少、简单易写，且“戈”非常用字，可以尽量避免同名。
刘艾居：你的笔名颇有意味，一个字的笔名，极简，就像最短的诗，当初为什么取笔名解？“解”的正确念法？使用多音字笔名有不方便吗？
解：写小说、散文和评论时，我用本名杨戈平，解是我写诗的专用笔名。“解”也是我文学生命的重要分水岭，“解”前以小说为主，“解”后以诗歌为主。大概年初，由欧阳白、吴昕孺为主要缔造者的“诗屋论坛”在乐趣园成立。不瞒你说，我从小有喜欢看大字报、小字报的癖好，所以无聊时经常进诗屋论坛逛荡，看帖读诗，看着读着，我的诗歌创作之火突然一下子被点燃。于是当时想取一个响亮的笔名，要稍微先锋、前卫一些，最好不要让读者看出诗人的“本来面目”。但一直纠结没有想到一个理想的笔名。有些好一点的笔名又容易与他人重名。直到有一天晚上，欧阳白建议我取一个字“解”。我觉得“解”与众不同，有排他性，让别人看不出年纪，可以冒充在校大学生，且新奇另类，让人容易一眼记住。从此诗屋论坛里就多了一个叫“解”的活跃分子。解，有几种念法，一般念“解（jie）”，但在郴州方言中念“解（gai）”，本义是分解牛，后泛指剖开，然后引申出不少的意思。譬如，解体，分解，解除，解释，排解，缓解，解馋，解嘲，解答，解冻，解毒，解放，等等。如果作为姓氏，解就念“解（xie）”。记得十年前我还在嘉禾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诗史料文献专家刘福春教授曾从北京亲笔致函，询问我的笔名“解”，是念jie还是xie，让我挺感动。解，作为诗人的笔名，不过一个符号而已，用于区分诗人的身份罢了。但由于解是个多音字，所以我的笔名也存在一些困惑，譬如，在那些以作者姓氏字母排序的诗歌选本中，大多数时候把我排在X部，按照我笔名的正确念法，应该排在J部。你不要误会，这绝对不是斤斤计较，排名先后的问题。如果排在X部，就完全把我的笔名弄错了，由于有些是重要选本，极易以讹传讹。甚至有一本诗选刊选了我的诗，把我的诗直接署名“大解”，害得大解赶快出来发表网络声明。其实河北诗人大解，不念“大解（jie）”，应该念“大解（xie）”，因为大解姓“解（xie）”，原名解文阁。
刘艾居：什么是解？欧阳白说过，那到了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文学艺术、诗歌将有什么内容特点呢？后现代初期明显带有现代后期的特征，文艺继续着对工业社会的批判，但在批判上更为深刻。因为工业社会的病或叫现代病、城市病，已经显露无遗。因此，批判的视角、嘲讽的口气、探索的无禁区、叛逆的姿态成为流行，而且，后现代诗歌在诗意发生和发展时更具有信息化时代消解固定程式程序，挑战稳定结构和权威话语的特征，因而解构解放解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词，我姑且总括为“解”。我们可以轻易地在解的诗歌里发现这些元素。吴昕孺更加直截了当：所谓解，就是让诗歌解放语言，解放思维，解放被语言和思维禁锢已久的想象力，解放诗歌本身。这些是不是解的内涵？
解：在诗歌圈外，别人很难理解“解”是一个名字。生活中经常碰见有人问起我笔名的含义，我总得一一耐心解答。欧阳白、吴昕孺等方家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解”，我喜欢以上这两种解释。“解”的内涵，其实也表明了我的一种诗歌态度。解，从刀解剖牛开始，其含义天空阔蓝，博大精深。曾有人直言不讳地问，包不包括“解手”，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另外，我年轻时当过兵，多少有解放军的情结在。
刘艾居：你有小说的底子，但你的诗一开始就不主流。欧阳白曾评论你早期的诗：“解诗歌中的审美情趣和角度抛弃了那种廉价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命题需要，而是更具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他蔑视权威，挑战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醉心于跨程式跨程序的全息系统构造，他的诗歌意味常常跃出词语。”杨志学这样评价：“解的诗设立了一扇很好的观察世界的窗口，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些奇异的风景……他的诗，既贴诗近生活，也贴近自己的心灵。”吴昕孺评价：“解是一位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诗人。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可以入诗，任何事物都可以化作他诗中语言的剑戟与意象的飞篷。他的诗歌粗粝处如金刚屠龙，劲道十足；精致处如巧妇绣花，栩栩如生。解，无疑是一位将诗歌引向更多可能和无数可能的优秀诗人。”
解：我写诗时可没想那么多，往往灵感一闪现就写。感谢他们的评论，我会把这些都当成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写诗不随波逐流，不去凑热闹，坚持内心独特的艺术追求。我要强调的是当下不乏好诗人，好诗。我的诗其实不怎么样，有喜欢的读者，有不喜欢的读者，这都很正常。但我很幸运，诗歌路上遇到许多贵人，得到提掖，才坚持到今天。我不太在乎别人怎样看我的诗，更在意的是创作过程的愉悦。我敬畏诗歌，认真写诗，写我自己的诗，常常为写不出好诗而苦恼，并一直为写出最好的那首努力着。我在生活中从不刻意去标榜自己的诗人身份，写诗更多的是服从内心的需求，抑或直接说，写诗是为了获得快感和某种精神认同。生活有时把我弄得挺难堪，除了把它叙述出来，我别无他法。说到底，一直坚持写诗，是灵魂在修行，否则，我不如去看看电影、玩玩游戏、打打麻将、拍拍照、喝喝酒，何必成天绞尽脑汁，为写不出满意的诗而苦恼呢？我不希望整天荤腥、油腻，素淡一点挺好，只想简单活着，随性而诗，仅此而已。有时候想，我有一份体面的职业，有稳定的收入，还可以写诗，很幸福了！
刘艾居：你是一个对生活有着太多深刻认识的诗人，你用细节为我们构筑一个个有些荒怪的诗意世界，与你的阅历不无关系。那些诗歌纪录片似的场景再现，闪烁你创作的思辨，不断在诗意路上求新变革，不断丰富自己的诗歌视野。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吧。
解：个人经历对诗人的创作是有影响的，也许有些诗人本身并没有察觉到。这是潜移默化的。我从事过两个职业，军人和公务员。我出生时，父母都很年轻，他们工作很忙，就把我送到祖籍永州市宁远县农村爷爷奶奶家寄养，每个月按时寄生活费回去，一直到7岁我返郴读小学。后来15岁我从中学直接去当兵，步入社会开始独立生活，走南闯北，这一去九载。刚到部队在广西桂林差不多待了一年，然后去海南岛五指山野战部队待了一年多，考上军校后在陕西西安一共待了六年多。桂林、五指山和西安都是我的第二故乡，对我后来的诗歌创作，或多或少都有影响。后转业回到郴州工作，一直稳定到年初再次离郴去嘉禾工作，这次离开五年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禾文化对我的熏陶和浸润是最深的。我生命经验的核心地带是以故乡的记忆为根基建立的，我的老家宁远与嘉禾接壤，两地风土人情、饮食习惯、山川地貌等都有相似之处，所以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生命的处境极易触发我。
刘艾居：哦，能不能多谈谈嘉禾？
解：现在郴州与嘉禾有高速公路，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嘉禾是郴州下辖的县份，那里很有特色，铸造之乡，民歌之乡，文化底蕴深厚。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禾仓。嘉禾国土面积非常小，只有平方公里，跟永州市的宁远、蓝山和新田交界，属喀斯特地貌。历史上曾经与蓝山是一个县，叫蓝嘉县，后来分开了。传统的说法“湘江源头在广西兴安”，但近些年“湘江源头在湖南蓝山”炒作得比较厉害，因潇水发源于蓝山。那个地方叫野狗岭，我去探访过几次。从蓝嘉县的角度看，实际上嘉禾也成了湘江源头。潇水流向永州苹岛，但蓝山也有一股水往嘉禾流，到了嘉禾境内叫钟水河，流到桂阳叫舂陵江。嘉禾人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热情好客，劝酒劝到九十九杯都有由头。在嘉禾喝酒很有仪式感，大家围坐在酒桌上，点好人头，把酒筛满，头杯酒先由长辈或尊者起头，扯上一杯，整桌人一饮而尽。然后再按自然顺序每人扯上几杯，每扯一杯，整桌人都得干杯，一个都不能少。一轮完毕，下一轮接着开始，采取车轮战术，不胜酒力者，很快举起白旗投降。酒喝好了够朋友，一切都好说。我在嘉禾几年，酒没少喝，喝酒是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天天有酒局，估计以吨计算。嘉禾主要喝米酒、倒缸酒，还保持着喝早酒的习惯，早酒一冲，一天威风，做起事来特别在状态，但赤脸赤脖，酒气熏天，形象着实不雅。传说后来公务员工作日严禁“早、中、晚”饮酒的规定，这个“早”就是针对嘉禾等地方制定的。我在嘉禾期间正值盛年，是诗歌创作的井喷期，我的大部分诗作写于这一时期，可见嘉禾对我创作的影响。
刘艾居：从小说家到诗人，你是怎样进行角色转变的？有人认为诗歌是个人的密史？你是怎样认识的？
解：我初中开始写诗，当兵后依然坚持写诗、填词，画画。除了写旧体诗，也开始尝试写自由诗，敢把诗写得像“楼梯”一样，不再整齐划一，不再追求僵化的平仄与韵脚，同时我也写小说，把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统统写在笔记本上。但那时纯属文学爱好，也没有投过稿，不求发表，手抄本小范围传阅。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是我从部队转业回郴州工作稳定以后的事。的确，一般作家都是从写诗，发展到写小说，有人认为小说比诗高级些，写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写小说。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本来我的小说创作势头还不错，短篇小说《登山》上过《小说选刊》，另有两个短篇小说曾在省级纯文学公开期刊发过头条。好像我写了小说，再回头写诗，就是“走逆行线”，大逆不道，没守文学创作的规矩。我以为，小说也好，诗也好，写得好都好，不存在小说比诗高贵，诗人比小说家矮人一等。恰恰相反，从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的角度看，我觉得诗才是文学中的文学，诗人都是思想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诗人塔索说过一句颇为豪放的话：“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与诗人。”你知道，不管写小说还是写诗，都需要作者的真诚、激情和文采，是相通的。我写诗以后，觉得写诗更适合我，从小说家到诗人的角色转变自然而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只是写小说可凭借故事的精彩或者悬念抓住读者，甚至通过满足窥私欲，以减少对艺术品质的期待，从而掩盖其平庸。而写诗则不然，诗是赤裸裸的，是语言的巅峰对决，连文采也是构成诗性本质的一部分，而不是附加的藻饰。写诗更具有挑战性，好诗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而小说可以啰啰嗦嗦，多些字少些字，一般无所谓，但我特别指出的是，达到诗级别的小说，也应该是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写小说是件暴露灵魂的事，有时就是在写自己，而写诗稍有不同，隐私也在诗中，只不过不是那种直白畅达，不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会让读者一目了然。诗往往讲究“曲达”，设置了语言和意象的重重障碍。有些诗人甚至写无题诗，但在好读者面前，小说家和诗人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刘艾居：你的短篇小说《登山》，由《小说选刊》副主编冯敏责任编辑，评论说“大处着眼，细处落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并兼顾叙述的流畅，主题并不点明，留下思索空间。”你能谈谈创作体会吗？
解：《登山》写了个大主题，但我仅只从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登山活动写开，这样的活动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写不好，就容易写成“一次有意义的活动”。读者所关心的，我都没去点破，只是漫不经心的叙述，留下一个巨大的空间，让读者自己去填满。我要强调，一个作品并不是作者一个人完成的，而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者给读者多少空间，读者的阅读快感就有多少。作者只是提供一个文本就够了。另外小说的语言，若用“普通话”写，没张力，也不好看；若用方言写，虽有嚼头，但不好懂。《登山》的语言，我作了一番冒险的探索，大胆使用老郴城方言，努力在好看与好懂之间找到平衡点。
刘艾居：谈谈你对小说的理解，我想知道一个问题，你还会返回去写小说吗？
解：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及其他体裁都可以写。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有人物、情节、环境三个要素。小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把生活写真实，写真实还不够；写真实容易，但写“不真实”很难。小说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绝非等同于生活的真实，不能离生活太近。小说必须来源生活而高于生活，要给读者一种陌生化的感觉。小说需要虚构，虚构是小说的灵魂，需要小说家的想象力。生活那么丰富多彩，倘若小说还不如生活精彩，就低于生活了，小说又如何成立呢？另外，小说家和诗人必须过语言关。我始终认为，小说和诗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是第一位的，作者必须构建起自己的语言系统，打造自己的词库，冲锋陷阵时才有“子弹”可打。而且要经常更新词库，该淘汰的词语，淘汰；该新增的词语，补充。中国语言那么丰富，不要成天老用那些让读者生厌的陈词、熟词、大词。我现在主要写诗，再重新去写小说，目前暂时还没准备好。主要是因为过去写过小说，晓得好小说难写，我不想仓促出手。即便有一天我重新写小说，诗人仍是我的第一文学身份，生命不息，写诗不止。
刘艾居：你的诗常以日常场景和具体事件为主题，尽管避免主观情绪的干扰，以呈现的方式实现诗意的艺术追求，我想知道《血液中嘉禾茁壮》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全诗由55节组成，而每一节都不长，超过4行的只有5节，绝大部分一两行、顶多三四行解决问题，这使我想到有段时间诗歌江湖上流行的截句。
解：新诗是一种打碎了格律诗种种枷锁的文体，而自由是其核心价值，可以说一切形式的束缚都是对新诗的反动！截句是一种强调诗意瞬间生发，没有诗歌题目，且在四行之内完成的文体，其中有如禅语、俳句之类的语言火花，客观讲是有价值的。当然对于截句，诗坛有不同声音，但作为一种实验文本有着积极探索作用，这点勿容置疑。新诗还很年轻，才一百年，前面有许多路要走，需要有人敢于去尝试，找到一条表达人类情感的最佳方式。嘉禾是我第二故乡，我不能不有所萦怀。离开以后，偶尔回去，但没有长住过，年下半年有个机会，我随市委县乡换届指导组去嘉禾长驻，这次前后一共待了将近半年，与嘉禾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再次全方位亲密接触。记得那个夏天特别热，走到哪里都是一身汗。我们白天跑乡镇街道和机关单位，走村入户，搞宣传，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晚上整理材料、统计分析、汇总上报，经常加班加点。我们住在嘉禾宾馆，晚饭后得空就出去散步。嘉禾县城小，宾馆门口就是街心广场，跳广场舞的、玩太极拳的、散步聊天的，人山人海。我固定有几条散步线路，主要是出门向左，沿嘉禾大道，去新城区，那里有个大广场，灯光很炫，但在广场上锻炼的人，明显比老城区少多了，然后我就在开发区里转悠，新区砌了许多高楼大厦及待开业的温泉宾馆，然后往西面的新路绕过去，从荞麦塘方向返回，一圈走下来，已经大汗淋漓。另外一条线路，就是往丙穴公园去，晋屏大道很直很宽，九老峰上安装了路灯，熙熙攘攘，是整个县城入夜最热闹的地方，走一大圈近万步，也是大汗淋漓。我甚是怀旧，有时也往旧城区跑，看看背街陋巷，看看珠泉涌月。返回宾馆洗完澡，一个人在房间，我没有其他的爱好，就坚持每天写上几句。但往往有时会临时开会，难以保障有整块时间创作。这种碎片化写作，需要短、平、快，竟不经意写出一大堆类似截句的东西。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这半年当中，我们有时当天返郴，有时住在嘉禾，一共住了55个夜晚。后来我在整理这些诗歌半成品时，只保留了其中的55个，其余全部彻底删除。本身这些意象是孤立的，句子是自我的，且杂乱无章。但作为一首诗，每个意象绝不能孤立，每一行句子也不能自我。一首诗必须投入精力去经营，意象重新组织，句子需要磨练，至少争取每一行或者每一节有亮点闪烁。于是通过整体化的贯通与修剪，淬火后再搁置冷却2年多，最后重新编织，形成了现在的多行的长诗，但我不知《血液中嘉禾茁壮》是否成立。好在诗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这也正是诗的魅力所在。
刘艾居：嘉禾古华和萧克双双夺得茅盾文学奖，“茅奖”是中国文学最高奖，一个小小的县竟占了2席，这无疑是文学神话。要知道，“茅奖”开奖以来，至今还有许多省份榜上无名，更不要说一个市、一个县了。对作家，家乡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摇篮，甚至还是文学生命的起点。
解：嘉禾文化底蕴极深。我曾跟外面的朋友介绍过，嘉禾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实践证明是可以出好作家、好作品，甚至出大作家、大作品的地方。古华以描写湘南风情见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最红的小说家之一。长篇小说《芙蓉镇》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堪称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芙蓉镇》以嘉禾塘村镇为原型，唱了一曲严酷的乡村牧歌，不仅写了几个人的命运，还写了一个“小社会”，一个生活整体，一个艺术群体。特别是在语言上，古华经过加工提炼，大胆地将嘉禾民间流行的土话、俚语、山歌、民谚、口头禅等熔入作品，使其语言具有一种朴实、清新、明快、粗犷的色彩，甚至偶然还带点山里人的“野”和“浪”。萧克将军年5月于战火中伏案创作长篇小说《罗霄军》，约两载，得初稿。年，将军重新修改后以《浴血罗霄》名出版，轰动文坛，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另外定居广州的肖建国也是嘉禾人，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的重要成员，他的中篇小说力作“三王”（《中王》《男性王》《上上王》），对中国农民文学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图腾的意义，把中国文学农村题材创作提到了一个难能可贵的高度。后因忙于编务和出版社的经营，他无奈地在文学中间“潜伏”下来了。他每年都要回嘉禾住上一段时间，到处转悠找感觉，记得有一次我曾开车陪肖建国老师去广发方向寻找传说中的“淫神庙”。近几年他新鲜出炉中篇小说力作《短火》《轻轻一擦》《中风宝》，成功塑造了火生、水生、火生妈、张滚、杨小依、雷日宝、周顺昌、于丹萍、明秀等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形象。他的这些“回归”之作，都有嘉禾的影子和语言。嘉禾的文学氛围特浓，除了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和居民喜欢写作，甚至还有个农民作家群体。这个群体还不小，都是真正在地里劳作的泥腿子。他们下田插秧，上岸写长篇小说，题材也很广泛，有写农村改革的，有写爱情故事的，有写家长里短的，有写妖魔鬼怪的，也有写武林争霸的，而且长年累月地写，纯手工写，大部头写在方格稿纸上，誊抄整齐后，堆成一摞一摞的。他们晴耕雨读，写作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我结识一些农民作家朋友，现在仍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大多生活并不富裕，却是精神的百万富翁，在文学的世界里想什么有什么。这样的写作群体，在其他地方连想都不敢想。
刘艾居：嘉禾民歌与众不同，“北有兰花花，南有伴嫁歌”，可见在中国民歌中的地位。你能介绍一下嘉禾民歌吗？
解：我有时捕捉到这样的画面：骑田岭北麓，鸟语花香，太阳触手可及，百姓渔猎耕种，繁衍生息。钟水河如彩带蜿蜒，春汛秋雨，白帆新鲜，排筏过处，十里弦歌。罗四姐坐拥鲤鱼岩，扯开嗓门呤诵千古风情，歌声在空中缭绕。伴嫁歌是嘉禾民歌的主体，它天然去雕饰，极富湘南特色，由女性用方言演唱，羽调式为主，广用衬词衬调，多强、弱的二拍子形式。语词生动传神，曲调委婉清纯，自我规模，自成体系，在汉民族音乐史上实为罕见。伴嫁歌的完整概念，除了歌（音乐），还包括文学（歌词）、舞蹈和戏剧。从文学看，它是诗、歌、舞、剧的综合体。既有四字一句的《诗经》体，也有五句一首、六句一首的单段体；既有单段体，也有双段体及多段体。论音乐，既有独唱，也有合唱及轮唱。论舞，有把盏、换篆香、走马、划船、推磨、走火、娘喊女回、卖酒酒等。论剧，有人物、有唱、有宾白、有道具，甚至还有简单的情节。嘉禾民歌唱腔悦耳动听，颇具感染力和杀伤力，譬如，“玉莲妹，我们两人前世有缘”，不是直观地表白出来，而是唱“哎呀玉莲妹呀，啊亲啊妹呀，哎呀我们两人前世呃有缘。”古华在《芙蓉镇》中植入嘉禾民歌，譬如其中有《骂媒歌》：“媒婆，媒婆！吃了好多老鸡婆，初一吃了初二死，初三埋在大路坡，牛一脚，马一脚，踩出肠子狗来拖。”把民间骂媒惯常的骂得毒，骂得绝，骂得过瘾的风俗融进了小说。据说作曲家王佑贵外婆是嘉禾人，他曾到嘉禾坦坪镇石富冲村体验生活，将嘉禾民歌的韵律用在《春天的故事》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提到嘉禾民歌，不得不提到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嘉禾籍前辈，98岁的民间文学大家李沥青老先生，他现在仍然健在。年沥青老亲自主持了嘉禾首次大规模采风，像如此以县为单位大面积收集民歌，全省还没有第二例。另外沥青老是湘昆剧种发现者、发掘工作领导者，是湘昆的活字典。可以说，没有他当年的一片赤子之心，也许今天就没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湘昆一说，他是湘昆之父，在此向沥青老致敬！
刘艾居：谢宗玉曾说你是“一个闷骚型诗人”，我觉得在褒扬你，诗人应该是“骚”的，“骚”是诗的传统，诗人应该是时代的“骚”公，竹篙触及的岸应该是时代的光和影，称你“闷骚型诗人”，有何感受？
解（笑）：感谢谢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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