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30日公映至今，电影《悬崖之上》取得了超6亿的票房成绩，更在假期最后两天，单日票房反超同档期的青春片《你的婚礼》。
不但票房喜人，《悬崖之上》也是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的张艺谋最近几部作品里，所获口碑评价以及舆论环境“最友好”的一次。特别的，过往针对他过分注重形式色彩，而忽略故事人物的批判“范式”，此次似乎也大都偃旗息鼓了。
这当然有人们对古稀之年的导演依旧如此勤奋，敢于创新、破圈所带来的认可和推崇，作为电影原创故事的提供者，《悬崖之上》的编剧全勇先也功不可没——回首当年电视剧《悬崖》的火爆，可谓是新世纪中国荧屏上谍战剧兴起后，既涵泳深沉又华彩精致的谢幕之作。
电影《悬崖之上》虽然在时空容量与呈现特质上，要遵照电影表达的要求与定规，却依旧让观众再次重温了那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间谍之都”哈尔滨的雪白血红。
近日，全勇先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以下为全勇先自述。
编剧全勇先谈成长：从记者到编剧，“拳打卧牛之地”
我是年生人，老家就在黑龙江佳木斯。我是军人家庭出身，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转业到地方做了警察。小时候物质生活很贫乏，精神生活更贫乏，好不容易弄到一本课外书，拿回家还得偷偷摸摸地看。我经常是拉开抽屉，把书摊开了看，一听响动，用肚子轻轻一顶，抽屉就合上了。不过经常被父母抓现行，他们做了几十年公安工作，斗争经验丰富得很。
我从小喜欢读书。读的书很杂，不只是只读文学书。在我们那个年代，书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姐姐讲过一个故事，说欧洲某地书店的一位售货员，经常看到一个七八岁的穷孩子趴在书柜的玻璃板上读一本摊开的书，他觉得很有意思。第二天他就把那本书往后翻了一页，那穷孩子再来的时候又惊又喜，贪婪地读了一遍又一遍。以后售货员每天都翻一页，孩子也每天都来读，直到让他读完了一整本书。后来这两个人成为好朋友，也都成了很了不起的人。这样美好的故事大概只能发生在两个读书人之间，两个爱钱的人之间断然不会有这样的际遇。
在青少年时期，书给了我无数想像的空间。包括那些年的思想解放，读到的欧洲或是美国的许多名著，对我们心灵的冲击是很强大的。独立的思考，见解以及独立的人格，都是通过阅读来建立的。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有一股探险热。18岁那年，就是看了《奥秘》杂志一篇文章，我就想去神农架找野人。这事跟父亲一说，没想到他还挺支持，觉得男孩子就该出去见见世面。野人没找着，倒是因为在神农架天门桠上救了一个山民，有了第一次被登报的经历（事迹登上其时的《中国青年报》）。
当年社会上的文化热、文学热也感染了我，自己拿起笔写小说、写诗歌，作品零散见于各大文学期刊。年我进到佳木斯当地的《三江晚报》当记者，跑政法口。当政法记者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快速地认识了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接触到各种惊心动魄，甚至匪夷所思的案件。犯罪是人性的放大，人在那种极端状态下的所作所为，那种赤裸的欲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观察到的。
年，我辞掉了报社的工作来到北京，成了一个北漂儿。当时靠写小说真的养活不了自己。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在北京电影学院有过两年学习摄影经历，对镜头语言和影视常识有所了解。年，有影视公司要我把石钟山的短篇改编成电视剧剧本。写剧本主要是搭建人物关系，编织情节，除了掌握一些编剧方法外，还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文字功底。你如何把戏写得生动，把人物写得鲜活逼真，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接下来我又把阎真老师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改编为剧本《岁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拍完后经历了长达六年的修改和删补，但是结果还是不错的，也收到一些业内好评。后来我自己原创了电视剧剧本《雪狼》，在这部戏里，我第一次把笔触对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北，通过一个位医生和警察厅长女儿的情感故事，展示了那个时代的血雨腥风。同时，我开始在电视剧剧本创作中尝试把历史史实同虚构剧情相结合，比如《雪狼》的开头便是讲医生为赵一曼治伤，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英雄的感召，成长为一名化名“雪狼”的地下党情报人员。
《雪狼》海报作家和编剧的身份，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说起编剧似乎最多称得上是人类灵魂的“小时工”。作家仿佛更高深一些，编剧却很容易让人把“肤浅”“迎和”“媚俗”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但我觉得优秀的剧作家和优秀的作家的含金量是等同的，别忘了莎士比亚是作为剧作家登上了世界文学巅峰的。具体地说，小说的宽容性更大一些，个性上也可以更极端，更私人一些，制约相对较少。但作为编剧，却不得不考虑剧本的观赏性、可操作性，相对而言，对创作者的“束缚”也更大。形容拳术高手有句话叫做“拳打卧牛之地”，说的是拳术高手即使在很狭窄的范围之内，也能打出一套漂亮的拳来。编剧就是要当这样的人。
我对小说创作仍抱有极大的热情，将来肯定还要继续从事小说的创作。我的小说作品量不多，但我非常喜欢这种表现形式，毕竟这是我最初的梦想。我觉得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的创作，都不能太过刻意。一个创意，一个故事，适合写小说就写小说，适合写剧本就写剧本。无论何种选择，其本质无非是把创作者的思想、情感、世界观借由作品表达出来罢了。
《悬崖之上》花絮照谈电视剧《悬崖》：真实、情感、逻辑、情节早年的东北事实上是有一种流寇文化的影子。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十万转业官兵在这里屯垦戍边。他们骨子里有一种拓荒者的品质。闯关东的时候，好多人进了山海关就停下了脚步。只有最勇敢，最疯狂，最有梦想的人才会走到黑龙江边，在一个陌生国度的边境线上不得不停下脚步。所以即便在东北，黑龙江人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天性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一种亡命天涯的苍凉感和满不在乎的幽默气质。
我就是黑龙江人，在那块土地上出生并生活了三十多年。黑龙江是个移民省份，伪满洲国的时候，受过俄罗斯和日本文化的浸淫。我相信这块冻土地上是出故事的，东北这个地方很独特。特别是哈尔滨，它曾经非常开放，非常洋气，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你知道马迭尔宾馆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马迭尔在俄语里就是“现代、时髦”的意思。据说，年的时候，马迭尔宾馆就有抽水马桶了。
而且那个时候哈尔滨的人口三分之一是外国人，市内外国使领馆，教堂，银行机构林立。《悬崖之上》中出现的是罗马尼亚使馆，我记得《北方文学》编辑部曾经的社址就在当年的俄国领事馆，那个大门是纯橡木包铜的，特别厚重。
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上，我会想起四五岁时到姑姑家时，第一次看到那些不一样的建筑，那些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那些漫天大雪飘舞下的城市。充满了一种异域气息。哈尔滨也是音乐之城，当年突然传来的手风琴声，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城市。有了之前写《雪狼》的经验，我想创作一部全新的以人性为真实为出发点的谍战故事，这就是电视剧《悬崖》。
《悬崖》剧照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剧本，我都愿意去追求一种有质地，朴素的真实感。比如说我写《昭和十八年》（小说集），查阅了《黑龙江历史编年》，也专门跑到富锦市，寻找常隆基烈士的纪念碑。写《悬崖》，也查阅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尽量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人、东北社会的真实状态。剧中所有的细节，资料，伪满洲国的警察机构，宪兵，保安局各科室配制，都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另外，关于乌苏里虎计划，民生团事件，以及共产国际特科，放火团都是有充分的史料依据。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就像是个缝补历史碎片的裁缝，在作品里尽力把我知道的那些碎片缝起来。它是我多年的生活积累，这不是短平快的东西。小时候，我就听老人们讲那个时期的故事。老人们的讲述跟历史书上看到的完全是两个世界。我更相信那种朴素、自然的讲述。为此我专门又回到哈尔滨，花了三个月的功夫，一面做资料收集，一面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们聊天。一开始跟他们聊，一旁我还摆个摄像机，后来发现他们对着镜头就心有余悸和有所保留，我就索性关掉设备，跟他们抽烟、喝酒，聊家常……我要的是最真实最朴素的感受，不要那种经过过滤和修饰过的东西。
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把自己埋在厚厚资料堆中追寻历史真迹时的那种感动，一并传达给观众。说起来之前也有好多是以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影视作品，为什么《悬崖》播出后还能让观众眼前一亮，我觉得就在于对时代的还原感上让人耳目一新。
《悬崖》这部戏我从年开始创作，最初只写了前6集，然后找了几个制片人，但他们都说这个戏事件不够离奇，冲突不够激烈，另外过于强调文学性，可能不适应市场，还有人提议一开始几集要不要加点爱情啊枪战啊，谋杀之类的东西，但这都是我最反感的。后来同新丽传媒的老总曹华益聊，我们俩基本算是一拍即合，就是要拍一部“走心”的谍战戏，“谍战”只是一个因素，一个外在的包装。《悬崖》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真实、情感、逻辑和细节。
电视剧《悬崖》在人物塑造上，无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坐在这个牌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蠢货。同时行走在刀刃上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高下之分。无论片中任何一个角色，他首先是个人，做事都要有充分的心理依据。所有的人物，都是立体的，复杂的。对讲述者来说，无所谓善恶与对错。这样的评判让观众去做。这方面，我们有理由保持沉默，做到叙述者先把自己隐藏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尊重观众的智商和审美。
《悬崖》电视剧开拍前，我专门给剧组写了封长信，算是个完整的编剧阐诉。因为情节的冲突和情感比较浓烈，内在，所有演员的表演的时候应该内敛为妙；哈尔滨当年是个号称“东方小巴黎”的城市。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犹太人公墓，马迭尔宾馆等城市的特点要在拍摄的时候尽量表现出来。包括雪地，冰河，森林……要拍出北中国的大气和深厚。
《悬崖》剧照再一个呢，我希望在制作上，应该拍出它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影调冷峻，风格深沉独特，要有一种“大片感”，要有区别于一般普通谍战剧的独特影调；表现风格上，镜头要切得碎一些，特写不妨多一点。形式上要把节奏提上去。没有短镜头的“短”，就体现不出长镜头的“长”；在影视风格上，万万不能媚俗。我理想中的影调，应该是有一些电影《教父》或者《辛德勒名单》的那种感觉。是一种诗意的写实主义。当然电影和电视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我们只是借鉴。在电视剧表现规则的范围内，保留一些与众不同的追求。
《悬崖》剧照，张嘉益饰演周乙在我看来，电视剧《悬崖》里的周乙，是一个高度克制和沉着的人，是一个有着殉道者情结的人，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信仰，所以在任何时候他都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他知道在这场残忍的游戏中，惟有谨慎和冷静，以及关键时刻的无情才是生存的最高法则。而这在和他同处一室假扮夫妻的顾秋妍看来，他是个少有情感的人。顾秋妍不喜欢他高傲，冷淡，无情，一切仿佛公事公办的样子。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顾秋妍都对他保持着深刻的误解。随着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的逐渐展开，她才理解这个男人心中的力量，隐忍和大爱。
周乙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孙悦剑，他对妻子的忠诚，使他对别的女人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他对顾秋妍由刚开始的挑剔，淡漠，后来演变成一种兄长般的爱，这种情感随着岁月的流逝，令人荡气回肠。在戏剧中，这是个很好的人设，如果两个人间是情侣的关系，你再愿意为她去赴汤蹈火，那就不高级。两个人之间只是纯洁的战友关系，却愿意为她去粉身碎骨，特别是最后为了营救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去飞蛾投火，这就不一样了，彰显出了一种大义和高尚，有一种神圣的东西在里面。
观众只要对角色产生了认同，投入情感，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有行为都会牵动观众的情绪。电视剧张嘉益饰演的周乙深入人心。当然，我们间也就结尾的艺术处理的问题有一些分歧，我更愿意留下温暖和希望。
《悬崖》剧照谈《悬崖之上》：艺术工作者就应该创造令人仰视的价值从电视剧版的《悬崖》到电影版《悬崖之上》，我的初衷没有变过，都是想做一部真实的，深刻的，有人性基础的，有情怀的，带着饱满情感的谍战戏。我一直认为，谍战是心灵和智慧的较量，是静水深流，那种刺激和恐惧都应该是由内而生的。
《间谍之桥》里苏联间谍的扮演者英国老演员马克·里朗斯真是把他演活了，这部电影我看了几分钟就知道它很高级。怎么说呢？你就看这个苏联间谍出场的那段戏，他坐在家里对着镜子作画，身边的电话铃响了，他不为所动，依然不动声色把最后一笔画完，才从容地去接电话，拿起话筒也是简单的几句应答。寥寥数笔，你就能看出这个老间谍的谨慎、镇静和沉着，开场观众就能看出他的内心很从容，很平静，这样的人物才是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马克·里朗斯就用这不到半分钟的表演，让人物完全立住了。
我和好莱坞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有过一次交流，他就认为，中国影视作品在精神含金量方面仍有欠缺，不注重精神和心理层面的东西，只是事件无节制的推进。这样的影视剧缺乏灵魂，这在中国的影视市场恰恰是个被忽略的因素。灵魂有多重要，我可以举个例子来告诉你。如果没有灵魂，那些人物就是打扮得再妖艳也只是一具尸体而已。
影视剧不需要有多深刻，但它一定要有精神内涵，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创作。以往我们一涉及到谍战戏的创作，就仿佛进入了“谍战系统”，里面的人因为缺少人性的基础而苍白无力。事件波澜起伏，而人物千篇一律。事实无论他们有多了不起，他们也是有着人类普遍情感的英雄，而不是超人。
普通人的故事最打动人，即便是间谍的故事。真正的间谍都是看着不起眼的，他要的就是这种出其不意的伪装，泯然世人的感觉。
我记得读西班牙作家玛利亚·杜埃尼亚斯的小说《时间的针脚》，后来这部小说还改编成了电视剧。你看前几集，完全不像是谍战戏，而是讲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希拉，怎么遇到了渣男，怎么被骗得一无所有。为维持生计，她不得已开了一家时装定制店，生活才发生了逆转。这时二战发生了，她由此身份介入到纳粹高层中去，让她最终成为一个负有重要使命，或许同欧洲大陆命运都休戚相关的重要间谍。
我觉得这么写是高级的，一个普通人，也许她身上与生俱来有一些成为间谍的特质，但她完全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只是到了那个当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后来我还专门找来杜埃尼亚斯的创作谈，果不其然，她是个语言学专家，写小说也带着求真的治学精神，她就说自己不是靠一时爆发的火花或灵感去创作，而是一步一步打造稳固的结构。
《悬崖之上》剧照《悬崖之上》可以说是《悬崖》的前传，两者一个是电影，一个是电视剧，从时空容量上说，电影需要在分钟内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是有相当的难度。如果设置得不够巧妙，观众很可能就此失去兴趣。沈从文先生当年说过自己写小说的诀窍，无他，“就是贴着人写。”这句话给我启发特别大。
《悬崖之上》剧照此次《悬崖之上》是一个群像式的呈现，剧情不完全围绕男一号或女一号。这里面好多角色都特别重要，在短时间内，把每个人物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也是一个挑战。
《悬崖之上》剧照我的发力点是刻画人和人的情感。我觉得好多谍战片会把重点放到怎么去执行任务，怎么克服这个过程中的艰难险阻，或者如何做环环相扣的推理。《悬崖》开头交代了故事背景是在年，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悬崖之上》的故事背景比这要早上两年。我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日本部队的前身，关东军石井部队中马大尉，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就悄悄率部来到哈尔滨背荫河五常县，秘密修建细菌试验的杀人场，因为以中马大尉为首，那里又被称为“中马城”。那是个恐怖神秘的地方。有一年中秋趁着守备松懈，十几位身陷囹圄的中国人从中马城逃了出来，这就是当年著名的“中马城脱逃事件”。日本人马上就慌了，一方面密令抓捕越狱者格杀勿论，一方面没多久就把中马城夷为平地。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实际上自己也明白搞细菌武器和活体实验这样的事绝不能被泄露出去，一旦在国际上被曝光，就会成为法西斯反人类的铁证。逃亡者里有个叫王子阳的最后幸存下来，后来还参加了东北抗联，只不过两年后又牺牲了。这件往事可能由于当年正值二战爆发前夕，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并没有引起波澜，反而石沉大海……我觉得这个素材很好，就把它挑出来，作为《悬崖之上》的故事背景。
《悬崖之上》剧照乌特拉行动的任务目标是营救王子阳，但《悬崖之上》的故事，实际上只是截取了行动中的一个断面，从电影刚开始，由于叛徒出卖，他们就被敌人识破并反渗透，这些人上来就掉到一个陷阱里，他们要活下去！电影讲的是个脱逃的故事，讲的是人在面临绝境时的生死选择。剧本上，我前后改了两稿，艺谋导演为了让视听效果更具有冲击力，加入了枪战打斗追车等一些适合视觉表现的元素在里面，也合并了一些情节。艺谋导演还贡献了一个细节，比如开场枪毙犯人那场戏，行刑的枪手喝一大口酒，然后喷在跪地犯人的头上，让生杀予夺的场面有了某种仪式感，也推进了剧情（作为一种心理战，令意志薄弱者最终成为告密者）。
全勇先探班《悬崖之上》时，与张艺谋合影。电影开拍后，我曾去探班。在片场我看到艺谋导演拍戏非常认真，而大家对他也非常信赖尊敬。东北拍戏环境太艰苦了，很多时候他都跑前跑后，亲力亲为。我亲眼看到为了拍一个等风来的空镜头，导演爬到一个梯子上指挥拍摄，在上面一呆就一两个小时。电影出来了，目前口碑还不错，至于有人让我把电影还有电视剧做个比较，我想说燕瘦环肥，各有千秋吧。电影和电视剧里都集中了一大批好演员，无论是电影的热映和当年电视剧的热播，他们都功不可没。
关于电影的结尾，我想说打动人们的终究是人性的温暖，在那么残酷的事件里还有温暖的东西，这才是最珍贵的。这也是我创作剧本的初衷。生活的现实和理想总有落差，但人心应该向着亮光走。是枝裕和的电影《无人知晓》里，梅尔·吉普森的《血战钢锯岭》里，同样都传达出对生命的仁慈和尊敬，艺术工作者就应该创造令人仰视的价值。
文中部分内容择选自全勇先发表于《北方文学》杂志年第3期的《读书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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